尊重历史，善待兄弟，共同前进
——南开学校百年校庆感言
李
真
中国近现代史上卓越的教育家、南开学校校长张公伯苓，倾毕生精力创办的南开系列学校，今年迎来百年华诞。海内外几代南开学子，无不欢呼雀跃，额首称庆。今年五月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有《百年南开》之盛大展出，其中大型照片达数百幅之多，历数张公本“教育救国”之宏愿，与“校父”严修等爱国进步人士精诚合作，艰苦创业，数十年如一日，建成了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南开女中、南开小学、重庆南渝中学（后改名“重庆南开中学”），接办自贡蜀光中学等系列学校，造就了中华民族大批英才。虽历经百年风雨而“允公允能”之光辉更加灿烂。回顾百年，展望前景，我作为重庆南开中学高中1948年毕业的一位“南开人”，在欣喜之余，也感慨良多。现列举数点，愿与广大“南开人”及关心南开学校的中外有识之士，共享之，共商之；并愿特别就教于理应继承张公遗志之现今各南开学校的领导层校友。
一、尊重历史
作为一个“南开人”，正确理解张公伯苓所叙述的南开学校历史，是讨论南开学校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无意地背离它，或有意地歪曲它，或不能正确理解它，都是极端有害的。我的第一点感言就是关于南开学校历史的叙述出现了混乱，应予厘清。
《百年南开》展有一个散发的书面材料：《南开百年纪事》。它是这样写的：（以下顺序数是我为便于讨论而加的）①“1904年天津南开中学成立。”②“1919年南开大学成立。”③“1923年南开女子中学成立。”④“1928年南开小学成立。”⑤“1936年重庆南渝中学成立。”
⑦ 1938年重庆南渝中学更名为重庆南开中学。南开学校正式接办自贡蜀光中学。——这一些都无疑是正确地叙述的历史事实，尽管对“南开学校”的前期叙述不够清晰，这一点后面再讨论。
但是另外三条，即
⑥ “1937年南开大学、南开中学、南开小学等校被侵华日军炸毁。天津南开中学西迁重庆南渝中学。南开大学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后迁昆明，更名为西南联合大学。”
⑧“1945年天津南开中学迁回天津复校开学。”⑨“1946年南开大学改为国立大学，并迁回天津复校开学。”——在我看来则是正确与错误参半：其中⑨是事实；⑥是真伪杂陈；⑧则是含糊中暗藏着错误。（着重号是本文作者加的）
为什么说⑥是“真伪杂陈”？因为南开大学奉当时的教育部令“西迁”并合并为“西南联大”的一部分，这是人所共知的中国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而所谓“天津南开中学‘西迁’重庆南渝中学”则是不正确的说法。从而第⑧条：“1945年天津南开中学迁回天津复校开学”之说，也相应地是不正确的。
为了免于不必要的争议，让我们看看张伯苓老校长是怎么说的。张公于1944年10月17日在重庆举行庆祝南开四十周年校庆时，写过一篇校史性的文章：《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他将四十年历史分作四个阶段：一、胚胎时期（清光绪二十四年——三十年）；二、创业时期（清光绪三十年——民国八年）；包括中学创始至大学成立；三、发展时期（民国八年——民国二十六年），包括“大学部之成立及其发展，中学部之继续扩充，重庆南渝中学之创立”。四、继兴时期（民国二十五年——三十三年），包括“津校之毁灭，渝校之继兴，复校之准备”。在这一阶段中，关于南开学校中津校及渝校之间的关系，张校长有明确说明：“当津校被毁之日我重庆南渝中学，已成立一周年矣！……及后华北事变。津校被毁，而我南开学校，犹能屹立西南后方，弦诵弗辍，工作未断者，皆当年准备较早之故。社会一部分人士，辄以为重庆南开学校，系于津变后而迁川者，实误矣！唯因有南渝，津校一部员生于平津战役序幕初展时，即相率南下，辗转来川，得照常工作，继续求学，而南开团体，得以维持不散，是则可谓不幸中之大幸也。”与张伯苓并肩共事、共同主持津校及渝校的被尊称为“校务主任”的喻传鉴先生在1952年在重庆南开中学追悼张伯苓的会上，也明确说过：“七七事变，[天津]
南开被毁。虽然重庆的南渝改称南开，但[天津]南开已不存在。所以抗战时期自1937至1944可称为[天津]南开的毁灭时期。抗战结束，[天津]
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南开大学均先后复校”。这里说得明明白白，何来“天津南开中学被迫西迁”？而这一次在《百年南开》展上散发的题为《天津市南开中学》的简介材料中，在“历史沿革”栏下竟然说：“1937年因抗日影响甚巨，学校被侵华日军毁占，骨干教师与部分学生西迁，1938年与南渝中学合为[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重庆南开中学。1945年抗战胜利，学校重返津门旧址”。这与上述张公之论述相去更远矣！真相是：部分津校师生来川加入到重庆南渝中学，得以继续教书和学习。何来两校“合并”之说？
关于1938年重庆南渝中学改称“重庆南开中学”，是由于张校长接受1938年9月“南开校友总会”建议，此事后经“南渝中学校董会通过并报四川省政府转呈教育部备案”。并于1939年3月正式宣布已获教育部批准改名。这个事实完全表明了张校长希望的“南开[学校]在渝设校”之本意，以及“津校惨遭暴日炸毁已不复存在，重庆南开逐年发展，继续南开生命继旧兴新”，“以示南开学校之生命并未中断”。其中并无南开中学津校、渝校“合并”之说。这与南开大学奉教育部令“西迁”，“合并”为西南联大，是完全不同的，不能简单地类比，类推。“南渝”是更名为“南开”，绝非津校“西迁”，亦非与津校“合并”而成。由此，抗战胜利后也无作为一个实体的“天津南开中学”“迁回”天津之说。这也
与南开大学复员返津是不同的。张校长和喻传鉴明白地指出的是“复校”，即在天津恢复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女中，并不是说把天津南开中学从重庆“迁回”天津。因为在抗战八年中在重庆并没有报教育部批准备案作为一个实体的天津南开中学，也没有用“天津南开中学”的名义在重庆招生或颁发毕业证书，这也是与南大在西南联大中的情况是完全不同的，是不能想当然地加以类比，硬设想为好像是如此这般的。
二、善待兄弟
感言之二是：在弄清和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南开人”应本张公伯苓创立“南开学校”为一系列学校之总称的博大胸怀与高远志趣，树立“天下南开是一家”的“大南开”观点。由此处理好“南开学校”这一总称下的一系列各类南开学校（中学、大学、研究所等等）之间的关系。以发扬“允公允能”的南开精神，团结携手，并肩前进。这就是我所说的“善待兄弟”。这也应该是成立“南开校友总会”的由来与宗旨，即“总会”之所以为“总汇”也。
“南开”现在已经不是一个一般的地名（“南开洼”）概念，也不仅仅是局限于天津一隅的地方概念（“天津南开……”，虽然它是“重头戏”之所在），而是张公毕生办学的“南开学校”，“南开精神”的表征，是具有全国性意义的。我之所以强调要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来实现“善待兄弟”的效果，正是由于舍此则无法真正传承张公的事业和精神。而这也恰恰是产生背离张公意愿，出现一些不和谐噪音的根源所在。
由于篇幅限制，我现在不谈“南开校友总会”未能恪尽总协调之责的问题。我着重谈两个问题：（一）“南开学校”与“天津南开中学”或“南开中学”的关系问题；（二）天津南开中学与重庆南开中学的关系问题。
何谓“南开百年”或“百年南开”？它是指张公伯苓创办的“南开学校”，亦即南开系列学校之百年华诞。当然在一定意义上也特指将1904年10月17日成立的南开系列学校中“中学部”之百年华诞。严格地说，“中学部”诞生于严修家馆之基础上，初名“私立中学学堂”，继改为“私立敬业中学堂”，又改为“私立第一中学堂”。1907年由严宅迁入邑绅捐赠之“南开洼”兴建的新址，才改称“私立南开中学堂”。
之所以先建“中学部”，是张伯苓与严修认为“欲救中国，须从教育著手，而中学居小学与大学之间。为培养救国干部人才之重要阶段，决定先办中学，徐图扩充。”果然后来建立了大学部、女中部、小学部、研究所。张公谓为“至是南开学校扩充为五部”。殆重庆南渝中学成立，张公视之“为谋南开事业推广计，并为谋教育工作不因时局变化而中断计，决意在川设立分校，于二十五年秋，招生开学，于是南开学校在重庆复增设一部”。这也可算是南开学校的第六部了。（1940年在重庆南开中学校区内还增设了“重庆南开临时小学”。）张公还曾计划抗战胜利后除在天津恢复大学、中学外，“至重庆南开，则仍继续办理”“在北平和长春两地，并拟各设中学一所”。足见南开学校在张公心中乃一全国性宏伟事业。
由此可见，天津南开中学是南开系列学校之最早的中学部，当然有其特殊历史地位，可视之为“南开学校”之发端处。对于这一点，所有“南开人”都怀有对历史的尊重与敬意。但是，由此也容易产生出一种无意或有意地混淆，即将[天津]南开中学等同于“南开学校”。这次《百年南开》展的安排及解说词中有不少这种混淆的表现。有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在一块展板上明明写着“1996年11月2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天津市人民政府立。全国重点文物单位（着重点标出名牌上的大写金字）”。
解说词为：“南开中学北校区列为“全国重点文物单位”。就是说“南开学校”的发祥地被视为“全国重点文物”。但在《天津市南开中学》这个散发的小册子上则写作：“天津南开中学原名天津南开学校。……学校1952年改为国办，1978年被教育部命名为全国重点中学，现为国家级示范中学。并以‘中国近现代重要史迹’被国务院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不明究里的人会坠入五里雾中，以为“天津南开中学”就是“南开学校”，于是天津南开中学就成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了！——这真像一场“魔术”表演！
这种有意无意的混淆，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在这次《百年南开》展上有了充分的暴露。比如说，展会进门就赫然有两面类似校旗的旗帜，一为“天津南开中学”，一为“天津南开大学”。再看完全部展品，就不禁令人纳闷：1、如果是“天津市南开中学百年展”，何以会有“天津南开大学”侧身其中呢？2、如果是“南开学校百年展”，何以被张伯苓称为“继旧兴新”、“继续南开生命，……亦即南开再造之准备时期”的重庆南开中学，却不能侧身其中？何以在数百张大照片中只有五幅有关重庆南开中学的照片混迹其间：一为校门；二为光秃秃的范荪楼（？）；三为张公伯苓为足球赛开球；四为由天津来渝的教师合影；五为邓颖超等人来渝校津南村张校长寓所看望。而被视为由“南开接办”（实为由喻传鉴任该校校长）的“自贡蜀光中学”这所兄弟学校则仅有一幅突兀的校门照片。至于历史上存在过的女中部、小学部亦少述及。抗日战争期间设在重庆南开中学忠恕图书馆内、赫赫有名的“南开经济研究所”也只有一块招牌的照片。这倒底是那家的“南开学校”呢？而主办单位也只有天津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两家（还有一家展出所在地“中国国家博物馆”）。这显然是“天津南开中学百年”，再加上正在向百年前进的“南开大学”的展览了。这真让人一头雾水：既然要宣扬“百年南开”的盛事，而且花了不少力气（应该说也有一定成绩），为什么弄得如此残缺不全呢？对此，有一个令人困惑不解的“解释”：据说是由于“信息不灵”云云。呜呼！在此“信息时代”，何以竟“信息不灵”以致于此呢？这真是天大的笑话！更重要的是，宣传历史成就而不太忠于历史事实，这种“宣传”实在令人担心：它到底想传达什么信息呢？又要给人什么教益呢？
“南开学校”作为一个总体，就像一个大家庭或一棵大树，它的每个成员，有其独特的历史、遭遇、变迁、成就，这是别的成员不能代替或否定的，但对于总体的“南开学校”，这些成员又会分有它的共性、特质，并对它作出自己的独特贡献。以下就以天津南开中学与重庆南开中学这两所学校的关系来作一分析。这就转入我想说的“善待兄弟”这点感想的第二个问题。
天津南开中学已经历百年的辉煌，这项展览已有极为充分的表现和展示。对此，所有“南开人”都会伸出大姆指说：“顶好！顶好！”这也是张公伯苓应可含笑九泉之历史硕果之一。它的地位可以用“譬如北辰，居其位而众星拱之”来形容。这是天津南开中学的光荣，也是所有“南开人”的光荣，是“南开学校”的光荣的组成部分。
重庆南开中学，作为“南开学校”在重庆的一个“分部”，在八年抗战时期前后，得风云际会之机，得全国人才荟萃之势，其时其地张公未雨绸缪在渝设校，聚天下英才而教育之，培养了大批振兴中华的栋梁之材，并为“南开学校”之“继旧兴新”“准备再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并有无数重庆南开校友在海外创业奋斗。这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是极为光辉灿烂的一页，也是南开学校校史中不可缺少的、值得骄傲的一页，岂可抹煞并弃而不顾，视而不见呢？解放战争时期为反国民党反动统治，我重庆南开校友血洒“中美合作所”的魔窟，在解放后的建设事业中在重庆南开中学校友中涌现了三十一位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并在解放后与极左路线作斗争，坚决捍卫南开的正确教育思想与光辉历史、终致恢复“重庆南开中学”校名，并发扬光大，扬名海内外。这一切岂是在谈论“百年南开”时用五幅照片所可以了断的？
南开学校体系中这两所中学，南北辉映，理应团结一心，共同努力，并肩前进。在1945至1949年间的情况的确如此。本人有幸，恰好在这段时间就读于重庆南开中学高中部。当时在张伯苓、喻传鉴，以及一大批南开老师主持下，津渝两校定期展开多种友好竞赛（如国文作文比赛、英文作文比赛、数学竞赛，等等）。两校学生虽天各一方，无缘谋面，然视如兄弟，情同手足，真让人体会到什么是“兄弟学校”的感情。
但在1949年以后，在一条极左路线的影响下，两校分别改称天津十五中及重庆三中，不提校训、不唱校歌，对南开教育思想、横加指责、叫嚣要“改造”所谓资产阶级学校。致使两校联系中断，亲情尽失。在1960年津校复校名，渝校仍陷于不复之境，直至1984年始得恢复，故而所受伤害更深。此虽南开学校之一大厄难，“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埋没多年，但津校的“渤海之滨，白河之津”以及渝校的“大江之滨，嘉陵之津”的“巍巍我南开精神”终获重光。此又乃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之奇迹也！古语有云：“上善若水，厚德载物”，“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岂此之谓乎。
按理说，津渝两校有如凤凰浴火重生，宜汲取历史营养，更加团结、共同奋进。但无奈极左思潮流毒尚须肃清，历史真相有待厘清，故在两校关系上，仍须多作努力，始能克服困难。拔乱返正，回归南开学校精神之正轨。
所谓回归南开学校精神之正轨，就是克服津校、渝校之间的不正常状态，恢复两校的兄弟学校的关系。
所谓不正常状态的表现有三：一、互相视若路人，毫无兄弟亲情可言。这是在所谓“被改造”时期的“常态”。这是可以理解的。但这种历史灾难已经过去了，好好学习南开学校历史，补上这一课，尤其对那些不知南开校训、校歌和南开光荣史为何物的毕业生和在两校工作的干部老师而言，尤其重要。
二、一些人仅从津校立场看问题，置“南开学校”这个总体于不顾，以为抗战胜利后天津南开中学“复校”是南开中学由渝“迁回”天津，此后南开的历史发展就与重庆南开中学无关了。这种错误观点表现在1984年、1994年在天津庆祝南开校庆时的报导。天津南开中学以囿于天津地方一隅之学校自居，根本不提重庆南开中学（更不用说自贡蜀光中学了），这在已恢复重庆南开中学校名之后，如此处理，更令人莫明其妙！更妙的是对于重庆南开中学毕业的两院院士则又“法外施仁”，一概视为天津南开中学的校友了（对于毕业于自贡蜀光中学的三位院士，也得到了这种“待遇”）。这一次展览中的“南开校友中的院士”和高官、“名人”，就是如此处理的，更不用说祝贺温家宝校友当选总理的报导中，关于天津南开中学培育出的院士高官等名人，就是如此报导的。这种处理是不是有点“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的霸气呢？它似乎不仅仅是不实事求是地“掠人之美”了（注意：这种报导中的问题，责任不在记者和通讯社，而在提供信息的“知情者”或“消息灵通人士”）。
三、天津南开中学，以“南开学校”的正统自居，无视排斥其它“南开学校”（当然对于“南开大学”这个“庞物大物”，她是不能也不会排斥、无视的），不仅是“老子天下第一”，而且颇有“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气慨。这就是这次《百年南开》展所暴露出来的“潜台词”。有一位天津南开中学的重要领导人，竟然对生活在海外的热爱南开的重庆南开中学校友直截了当地说：“重庆南开中学是地方学校”云云。这清楚地表明了狭隘的山头主义，排他主义的思想，说得客气点，这是多么“不恰当”的观点！据《百年南开》展现场一位满头白发的资深南开人（按理说，他应当正确理解南开学校的历史）说：他们是根据张校长的论述来处理这次展览中对南开校史的论述的。我不知道他们是根据什么张校长的论述？据笔者所知，张公这方面的最全面、最权威的论述，就是我前面多次引用的《四十年南开学校之回顾》一文。我提醒关心南开事业的人，都认真阅读这篇关于南开学校历史的经典之作，走出对历史的歪曲。
面对这些问题，怎么办？我建议：
一、“南开校友总会”要切实负起总协调的责任，要提醒、督导所有南开人，包括各个南开学校的领导、教师及学生，认真学习南开学校的校史、校歌、校训，尤其是领导人和教师要以身作则，走在前面，否则就可能误导学生、歪曲历史，误人子弟。对现有“校史馆”之类的校史展览也要进行大清理，剔出其不实甚至歪曲的地方。
二、在当前矛盾较多的两个南开中学之间，要提倡“尊重历史”，“善待兄弟”，亦即弄清历史真相，处理好兄弟学校关系，不要“想当然”有意无意歪曲历史、更不要“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我之所以说以上所列举的不正常现象与极左思潮、极左路线有关，因为这种错误路线与思潮的实质是假马克思主义和腐朽的封建专制主义。它搞的是反马克思主义的“长官意志”和封建专制，对历史则任意歪曲、杜撰、以为其荒谬目的服务。它完全违背了中国文化中的尊重事实、秉笔直书的优良史学传统。我相信津渝两校若能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捐弃前嫌、精诚团结，则南开事业在第二个百年时，定能绽放出更加灿烂的花朵，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三、缅怀张公，团结前进
感言之三，是在纪念南开百年时，应深切缅怀张公，并祝福南开学校团结奋进。
有人总结出了“丑陋的中国人”的根本特点是“窝里斗”。它当然包含了小家子气，目光短浅，唯我独尊，唯我独革，小山头主义等等可恶的东西，但归根究底是一个“私”字作怪。张公总结旧中国有“五大病”，即愚、弱、贫、散、私。他颇有针对性地提出“公能”校训，提出“惟公故能化私，化散，……惟能故能去愚去弱”。
但愿我南开人能在“公能”校训指导下，坚决抵制、自觉摈弃张公痛恨的这“五大病”。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从思想上免去“窝里斗”，不团结、搞内耗，等等，亲者痛、仇者快的恶行，始终保持南开学校生机勃勃、茁壮成长。勿论谁背离它，任何一个南开人都有义务、有责任、有权利加以制止，加以纠正，以保持南开精神之纯洁。张公当年曾用一支筷子易折，一把筷子难折的著名比喻来教导南开学子理解“团结”的道理。今天重温这些教诲应有新的启迪。
张公的教育思想，言传身教，包括校史、校训、校歌，办学方针、远景展望，等等，是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是经过了一个多世纪的实践的历史检验的真理，是我们今后办好南开学校的指针。南开人切不可被一些假马克思主义的胡言乱语所迷惑而走向邪路，不要被某些“权威”“权势”所吓倒。在这方面，解放以来加在张公身上的一些指责、批判等等的不实之词，都应推倒，而还历史本来面目。至于一些不痛不痒的似褒实贬的东西，也应予以应有的透视和澄清。比如说，曾有这样的评价：“张伯苓的一生是进步的爱国的一生，他办的教育是有成绩的”。这种貌似有理的话、实则大成问题，至少是缺乏深刻认识的肤浅之见，决不可奉为圭臬，引以为荣。著名哲人冯友兰在引述杜威盛赞北大校长蔡元培的话：“拿世界各国的大学校长来比较一下，牛津、剑桥、巴黎、柏林、哈佛、哥伦比亚等等，这些校长中，在某些学科上有卓越贡献的，固不乏其人；但是，以一个大学校长身份，而能领导那所大学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起到转折作用的，除蔡元培而外，恐怕找不到第二个。”冯友兰在欣然同意这个论断时，立即补充了一句：“岂但在并世的大学校长中没有第二个，在中国历代教育家中也没有第二个。由这个意义说，蔡元培不是一个普通的教育家，而是一个大教育家。”我曾在一篇题为《巍巍我南开精神》的文章中（载于《张伯苓与重庆南开》一书，2001年，重庆），在批驳对张公的攻击、污蔑和矮化时，这样说过：
“张伯苓校长光明磊落的一生，是为近现代中国文化教育事业艰苦卓绝奋斗的一生，也是卓有成效地为中国社会作出巨大贡献的一生。这应该是历史的事实，也是历史的结论，是任何片面攻击和蓄意歪曲所无法抹煞和淡化的。
“试问：中国近百年来在教育事业方面奋斗终其一生并取得巨大成绩的，舍张伯苓其谁？试问：殚精竭虑，白手起家，不靠国家拨款，而主要靠社会贤达资助，创办了中学、大学、女中、小学，而发展至抗日战争时在大后方创办重庆南开中学，接办自贡蜀光中学，创办经济研究所，等等一系列功业彪炳千秋的平凡而伟大的教育事业和教育工程的，又舍张伯苓其谁？试问：张公以毕生精力、团结广大南开同仁，悉心培育的桃李门生遍天下，英才辈出，为中国文化科教事业，为社会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这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又舍张伯苓其谁？”
说到这里，我想起了另一件令人伤感，又是令南开学校蒙羞的对张公的羞辱事件。这就是1950年10月17日天津南开中学（请注意：这时还未改称天津十五中，校长仍是张伯苓）“校庆”时，居然不但不给张公发出“请柬”，而且在张公不请自来时，竟然被拒绝不得进入礼堂参加庆典！这又是一件“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舍张伯苓其谁？”的令人击节叹息的咄咄怪事！试想，这位终身为“南开”奋斗的“校长”，居然在自命为“全国文物重点保护单位”的天津南开中学（实应为“南开学校发祥地”）遭到了南开的不肖子孙的迎头重重一击，此后张公愤懑成疾于1951年2月23日含恨离开了人世。世事之诡谲多变，人生之冷暖无情，宁有逾于此者乎？更有甚者，直到1951年4月8日，即在他“逝世后四十四天，他七十六岁生日后三天”，才在他创办的学校之一的南开女中，举行了一个“家人友好”参加的追悼会。喻传鉴主任在天津参加此追悼会后，又赶回重庆南开中学主持了对张公的追悼会并致悼词。而天津南开中学却“若无其事”，连个“追悼会”的影子也没有！这件事在胡乱编造歪曲历史的恶劣风气下，使得至今广大南开校友鲜有知其事者。我本人是在时隔半世纪后，于二十世纪末从一位令人尊敬的老校友吴大猷的文集《八十述怀》（台北版）中的记述第一次得知此事的。对此我在感情上仍存在“但愿事实不是如此”的“幻想”。但是在二十一世纪初我从《张伯苓与重庆南开》这本纪念文集（2001年重庆出版）中，看到了另一位尊敬的老校友黄钰生学长写的《张伯苓先生追悼词》时，却得到了与我的“幻想”相反的事实的无情印证。黄老学长是天津南开中学第七届毕业生，曾任南开大学秘书长，南开校友总会理事长，天津市政协付主席。他的这篇悼词未能在南开女中那个追悼会上宣读，而是作为书面材料散发的。他这样记述了这段令人伤心的事：“……他（——指张公）悲伤他一生的工作都被否定了，他悲伤他一生心血所在的南开中学已经不认识他了。在校庆那天到礼堂里去坐一坐都得不到许可。他伤心极了！……”
这件事表现了极左路线对于一个正直的中国公民、一位为中国教育事业奋斗终生的伟大教育家的残酷迫害，究其罪责当然是制定和执行这种荒谬政策的人们，但当时的天津南开中学的当权者衮衮诸公亦不能辞其咎。他们应当以严肃的对历史负责的态度对老校长作出应有的检讨与忏悔。在南开百年的一片庆贺声中，决不能来一个“驼鸟政策”，以“善于遗忘”的刁顽手法来掩盖历史真相和逃避历史的应有谴责。
1996年在北京的南开学校校友曾集会纪念张伯苓诞辰120周年。我写过两首词，现不惮谫陋，录之于后，供广大南开校友指正，并为南开百年校庆寿。
满江红二首。
缅怀张公
（为纪念南开学校老校长张公伯苓诞辰120周年而作。并为“南开百年”校庆寿。）
一，
百二十载，我神州，风雷激越。男儿志，弱冠从戎，倭寇当灭。强国富民途何在，殚精竭虑思觅切。海军梦，甲午硝烟逝，心痛裂。
八里台，沙坪坝，创南开、植桃李。冀允公允能，日新月异，两园芬芳遍宇中，故国山河添彩色。育英才，张公高远志，千秋业。
二，
夫子大名，垂宇宙，口碑心写。门生辈，心向津门，齐颂师德。科教兴国公先倡，体育戏剧振国魄。富强梦，今日正酣畅，心欢悦。
鲲鹏志，终须酬。万世功，昭日月。愿张公英灵，九泉含笑。咨尔多士齐努力，奋马扬鞭建伟业。大中华，喜得明公赐，多俊杰。
[作者后记]
关于重庆南开中学的历史及其与南开学校及[天津]南开中学之间的关系，是近几年来我感到必须认真研究，以恢复其历史本来面目的一个大问题，也陆续发表过一些看法。今年四月廿七日至五月七日，天津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办了个盛大的《百年南开》展，我和永培以及不少在京重庆南开中学校友都去看了（我还去看了两次）。这个展览充分暴露出“天津南开中学”任意篡改历史，把自己与“南开学校”等同，并以正统、老大自居，硬说抗日战争期间，她“西迁”重庆，与重庆南渝中学“合为”“重庆南开中学”；抗日战争胜利后，又“迁回”天津，云云，这完全是无中生有，想当然的“捏造”。按过去他们的说法（如1984年，1994年天津庆祝南开校庆的报导）：南开中学既已“迁回”天津，南开学校似乎就与重庆南开中学无关了。这种说法实在太离谱了，所以，在这次展览会上的解说词中，又来了一句似乎是“大度量”的话，叫做抗日战争胜利津校迁回天津后，“重庆南开中学继续留办”。这也是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法（当然比之以前根本不提重庆南开中学，也算有所进步）。总之，天津南开中学以“老子天下第一”自居，“只此一家，别无分店”的态度，与张校长把重庆南开视为“南开学校”的一部分，而且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重要而且光辉灿烂的一部分的看法是绝然不同的。但是对于重庆南开中学的光荣和成绩，她则在“南开中学”的名义下（注意：不是“南开学校”！）通统收在自己名下（比如从重庆南开毕业的三十一位院士及其它名人等等），而不作任何说明。比如对温家宝校友当选总理的报导中，就是这样写的。
天津南开中学把自己等同于“南开学校”，可以说犯了逻辑上“以偏概全”的思维错误；而将“重庆南开中学”说成是天津南开中学“西迁”重庆与“重庆南渝中学‘合并’”而成，则是歪曲历史，偷梁换柱；至于把重庆南开中学的成绩，不加说明地据为己有，则应视为不光彩、不道德的剽窃行为。
这种任意篡改历史为我所用的歪风，若不制止，恐怕若干年后，真就成了“谎言重复一百遍就成了真理”了！趁现在我们这一批亲历和知道这一段真实校史为何物的老校友还健在，有责任澄清这段历史的人造迷雾，拨乱返正，还南开校史一个本来面目。这是一个庄严的历史责任。
在这方面，天津南开中学是“不懂事、不讲理”的一方，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应负主要责任。她虽然有“老大哥”的尊荣地位，但她不珍惜它，对兄弟学校缺乏尊重、妄自尊大，这就不能享有众兄弟的尊重了，应当深刻反省，痛加改悔。重庆南开中学对比似亦重视不足，缺乏为真理而斗争的实事求是精神，欲言又止，貌似恭顺，实则不利问题之正确解决。亦应认真猛省，积极建言，厘清历史。总之，两校应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基础上搞好团结。这对南开学校的第二个百年至关重要，否则，对不起张公的在天之灵！
当然，两校应各自奋发图强，以自己的努力取得的成绩与光荣来为“南开学校”增光，决不能把自己的光荣建筑在“借用”或“倚重”别人的成就上，更不用说剽窃别人（即使是“兄弟”）的成绩了。
我的这篇感言，长了一点，但问题不细说则不利于问题的解决。还是请大家耐心的看吧！有什么批评意见，我乐意听到，并愿作进一步讨论。
李真 2004.5.15于北京